疫情中的几例上海居民生活见闻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笔者现今并不在上海，对上海地区的总体情况也缺乏一手了解。对如今的抗疫话题，其实也前面写了两篇关于与之有关的，但毕竟信息洪流滚滚，泥沙俱下，笔者对当前情况的演进无法准确跟进，因此进行宏观分析比较困难。同时，在今次舆论场的乱象中，也可以看到我国总体上处于前现代化、现代和后现代三期叠加的情形，譬如前现代人和后现代人有志一同的非议“打了疫苗有什么用”，简直蔚为大观。这里，笔者想讲讲笔者所了解到的，几位身在上海的朋友的一点近况。

一

先从不幸的受害者说起吧。老M，是一位在举家在上海打拼的中州人士，在某国有金融机构工作。平时生活中，脾气火爆、性格坚毅，政治立场顽固而坚定，是一个笔者在金融系统中所接触到过的最坚定或者说“死硬”的毛左人士。

从去年秋季开始，老M就已经开始了对上海市的防疫机制和办法的批判，从“铅山的红灯与迪士尼的烟花”开始，老M就把上海的“精准防控”批得一钱不值，说这是翻版的台湾防疫，“不检测就没有”。那时，笔者还与他争论过“精准防控”的有效性问题，即春节前笔者在对西安封城进行复盘时所描述的那样，不进行全面<搭配>不一定等于就不掌握情况，如果保持一定强度的科学抽样筛查，有没有疫情、疫情有没有发散是可见一斑的。而去岁冬天全国到处封控，禁止“恶意返乡”事件出来后，老M也为高强度防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辩解，他认为“不论怎样这都比上海的糊弄式防疫好多了”，并将不进行全面核酸筛查的策略称之为“焖烧锅”。

在本轮上海疫情发生后，老M因为被迫居家办公，更是开展了新一轮高强度对线，日常辱骂决策当局，自承“我现在全家都躲得远远的，除非做核酸要不然都不出门”，并对疫情发生后的核酸检测能力、组织能力、水平都表示了极大的失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居家抗原检测时，4.12日，他的儿子抗原检测结果显示“中队长”（两道杠，即阳性）了。本来笔者内心以为，老M要“破防了”，可能会情绪败坏，然而笔者的恶意揣测并没有成真，老M在无法联系街道和社区实施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尽量进行了准备。随后几天，自己与妻子也双双抗原阳性，由于街道和社区已经接近无能为力，这一家依靠自身的抵抗力熬了过去。最危险的时候，老M描述自己，“浑身无力，嘴唇发紫，全身疼痛，头晕，从床上起来换了张床单就大汗淋漓、眩晕”。

所幸，毕竟打过疫苗，也可能是身体本身底子还不错，至今日已大为好转。而随着身体情况的好转，昨天老M已经被拉到了前往方舱医院前的中转站。

二

第二个人的经历，是非著名大佬W叔。作为一个少年英才，作为一个从小离开皖南山村来到十里洋场的中年男子，W叔对上海滩抱有深刻而复杂的感情。他既受困于疫情和封控，但又不大愿意对自己怀有感情的城市“直面而喷”，说心里话，这种感觉笔者也有。W叔少年意气，青年时起起落落，乃至如今人到中年了，仍怀有少年人的血脉贲张，这种类似于青年-中年转换时期的复杂感情，倒是很能说明他还年轻。

W叔这几年做金融投资，之前患上过抑郁症，抑郁症好了以后就爱上了晒太阳的感觉。“鸳鸯锅封城”后，特别是浦东抗原检测结果很糟的情况之后，W叔的哀怨几乎在脑门上实质化，长时间大规模封锁在即，无处释放自己的抑郁情绪，对他简直是一种酷刑。相比较而言，日常给居家学习的两个孩子做饭，以及到处拉人头、找菜找肉，反而可能会让生活变得充实、愉快。

封城的岁月总是难熬的，各方面的消息鱼龙混杂，有很多消息令人愤怒，譬如梅陇镇给居民发放的蔬菜礼包里，猪肉用的是奶头肉、变质肉，W叔就说，“这梅陇镇的外号要叫猪咪镇了，镇长就是猪咪镇镇长”，有时候，一些已经变成借辱骂上海而发泄情绪的行为，譬如随意配图便雅称“西贡特色”的，W叔也常会开解一二，“上海是个极端精神分裂的城市，好的那群人，可以好到让你感动的流下泪来”。

由于居住环境相对宽松，加上前期囤积了一批物资储备，W叔的生活可以说是让封控中的大部分人羡慕的，然而封闭之下的情绪和无明确期限，W叔也日常会去参与各种途径采购物资，偶尔晒图亦为上等菜色。也难怪另一位老兄日常调侃他，“老W，你看看无论荤素，上等货色总是只联系强力人士的”。

三

再来说说笔者的少年好友，S君。S君是一名“非典型德国归侨”，或者说是留德归来的技术人才，目前在上海从事微电子行业，与其妻子一样。少年人的友谊，如果各方面价值观都很一致，那总是绵长而悠远的，笔者已与之相交18载矣。

前些年的读书岁月里，笔者也有过出洋留学的想法，因此对留学生活倒也了解过。然而，留德的日子，其艰苦程度依然超出了笔者的想象。S君在大三时谈了恋爱，从出国到去岁归国，这段感情绵延至今，已近十年，笔者对异国恋的经过还是充满了佩服。

上周六笔者询问他情况，他说他所在的小区核酸几乎一天一做，不做核酸的日期也会抗原自测。做核酸的时候如果是封控的楼洞不下楼，抗原自测或者大白上门核酸。别的不封控的一次一个楼洞分别到院子里集采核酸，采完回家。除志愿者（要求三针疫苗）和疫情保障工作人员外，其余平时不能出楼洞。

他们小区要求团购的团长需要在团购前出示营业执照，企业证明，通行证，司机卸货时48小时核酸证明，来路不明的团购不能进小区，也一直保持物价正常，基本米面肉菜调味的都有平价的团购，保供类团购物价一直正常吧，可能有加价但是不高，主要是加给运力了。片警也在居民群里，有人自己拉过零食饮料之类小团购，价格黑，被抓出来报给警官了，免费物资发了三波了，每波都是按一个门牌发一份。

“我们因为只有两个人，吃得又不多，还有团购的，所以其实基本粮食是足够的，只是焦躁难熬，有些小东西会难买，没法团的日常用品啊，不过我看今天京东的物流动了。另外，志愿者很辛苦的，常驻志愿者除了街道的人，应该还有现在要求下沉一线的党政事业单位。但是具体构成不太清楚。非常驻志愿者比如团购的东西到了，团里有三针且非封控楼洞的人可以披挂上阵去小区里搬东西。”

后来，他昨天又说：

“我觉得上海以及现在国内很多所谓有为的官员把最后一公里这类事情推给市场做是有问题的，对“社会化”这三个字的内涵认识是不准确的，并不是社会化，而是甩包袱。比如小哥白的灰的渠道搞到通行证然后乱加运费拉货，结果一堆中队长（抗原自测两道杠）。而中队长为了趁机赚钱找阴性的同事朋友做抗原自测。遇到小区检查或者路上检查的掉头就跑。

讲真，互联网电商这伙（顺丰京东除外）分包再分包光想着怎么省事赚钱的企业搞就会是这个样子，一堆中队长在外面跑。真是氓群有氓群的无赖，高知有高知的恶心，这个混账的世界和人类。”

其实在疫情发生前储备物资的时候，S君是和妻子两度发生了争吵的，两个人的性格上的缺点在那两次争吵中都表现了出来，但可喜的是，人类团结共进、面对困难的可贵品质反而在疫情中大大加深了他们的感情。

以及，笔者还想分享一件上周S君告诉我的关于“拎得清”的故事。见聊天记录图。

四

小C，其实最近经常自称“老C”，他最近的快落是读书，已经读完了《邓小平时代》、《他改变了中国》。其实疫情前，小C经常在熬夜式通宵，通宵式加班，以至于无法去做他最爱做的事情，比如读书。疫情的封闭，倒是给他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小C是苏北人，来到上海滩大概是因为，作为最卷的江苏学子，他深信自己仍然可以靠自己的打拼混出一片天地。来沪几年，他正在逐步走上“拿户口、换工作、买房子”的金光大道。然而日益内卷的行业形势催人老，书卷气和文质彬彬也不能阻止小C偶然爆发的恶劣情绪，毕竟大家生活地都很辛苦，为了让老板买车买房可以说是付出了所有。

封控开始前，小C正在高强度投入一个项目，封城可以说是为他的高强度工作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这也就导致了在众多朋友中小C可能是准备相对不足的。封城后最早几天，小C和老婆闹了矛盾，最后是通过为爱鼓掌解决情绪对立的，然而很快，随着补给严重不足，拉了亏空的厨房物资已经不支持这种夫妻感情矛盾的解决方式了。不过还好，随着物资不足，饿肚子的人可能也没什么其他的情绪了。这倒给了小C继续静心读书的好机会。

而笔者绝对不是什么益友，随着小C拉亏空的日益严重，听闻到他“日食一个面包”“日食一代泡面”的惨痛记忆，笔者会经常发些烤肉、手抓羊肉、红烧牛肉面等饮食照片，锤炼小C的意志品质。不过随着物流的好转，小C倒是不喊饿了，应该可以更加静心的读书了吧。

五

Z老师是一个金融研究机构的老板，他的研究对我有许多的深入的、乃至是框架性的启发。该机构最近产出效率很低，因为他作为老板+头号大手子被封控了，而且宅心仁厚的Z老师作为老板，让手下员工不必计较产出。他们机构现在最卷最认真的，可能是作为老板而且被封控在父母家里的Z老师。封控导致他与他2岁的女儿在同一城市内分割两地。而且，Z老师被封控的很早，迄今已经三十天了，因为上海前期采取的是2+12防控模式。

所谓的2+12，即是在2天里实施封闭管理，足不出户、足不出门，还要进行2次间隔24小时以上的核酸检测，12天里实施社区严格管理，期间要求相关人员非必要不外出，如果要外出就要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不去聚集性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同时还要配合落实好间隔的核酸检测，做好每日自主健康监测。

需要指出的是，每次测出一名核酸阳性人员，封控区域就会再次+2，因此Z老师之前就已经被“+2”了很多次，这也就导致他被近乎无限期的停留在父母家里。Z老师并非日常性的回父母家，但却在父母家呆了一个月。但这对老社区也不是没有好处，Z老师借助他的人脉，在封城前夕就自掏腰包为身处的老旧社区提供了100份蔬菜补给包，供给这个老旧社区中年龄大而不会使用便捷的互联网工具的老爷叔和老阿姨们。并且，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Z老师，正在努力劝说自己的父母放弃对复必泰的等待，转而注射中生的疫苗。毕竟，根据经典的金融理论，“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而封城至今，虽然上交所努力保持正常运行，但封城伊始糟糕的情绪笼罩着包括Z老师在内的大部分被封控的金融人。据说，刚刚封城之时，首席们都无暇研究资本市场了，因为需要研究更重要的事情——团购和菜品。

六

T律师是笔者一位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是浦东土著，但祖父自年少至身殁一直在建设大西北的前方，因此笔者一直觉得，相比于文化异质的吴语区人民，多少沾点西北文化的T律师是更自然得像兄弟。封城之后的矛盾激化会无差别的将时空区域内的每一个人卷入其中，会把原本的彬彬有礼和社交空间碾得粉碎。原本的不同意见会迅速激化，乃至出现类似于“割席”的极端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T律师仍然保持着他那一贯令笔者倾慕的社交风度，以插科打诨的形式将其坚定的“清零主义”立场在朋友圈内表露无疑，无疑是一种相当令人敬佩的高情商表现。譬如他这样说封城的抉择：封控等于要钱，放开等于要命，封控时间长了钱没了还是会要命，但考虑一下，毕竟封控是先要钱再要命，所以还是封吧。当然，笔者则对他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要钱是要我的钱，但要命可能是要你的命。

前两天，他则这么描述被封城压抑的情绪失控的人所说的话：一旦有人跟我说得了新冠不是什么大事，他接下去的话我觉得都对。

而相比于T律师的风采卓然，我们的另一位朋友VC处境则要糟糕一些，因为疫情的政策取向而上升到了价值观，隐然有一种要和投资圈的朋友们割席的情形。这当然毫无必要，因为实际上形势远没到这一步。但VC是个很率真、认死理的人，他的真诚直率或许并不能帮他在当下赚钱，但一定会在岁月的某一天帮到他。

七

作为一个江西老表，Y哥是一个人生相当传奇的人。你要是觉得Y哥一直就是一个“在上海臭快递的乡下人”，那可就错了。Y哥送快递非常的拼，最开始对Y哥的印象是一天能跑几万步的SF小哥（或者叫老哥？），后来才发现，Y哥时常会说一些故意拿你打趣的话，但也仅此为止罢了。有时Y哥会说说他九十年代初在珠三角厂里打工的韵事，被笔者演绎为“白嫖三江六岸”。直到本次上海封城，才知道了Y哥的人生并不一般。

封城后很快就出现了物资紧缺，包括笔者在内好几个人都在问，Y哥你出去做跑腿吗？Y哥表示他不能去，虽然他封城就意味着断顿。原来，在疫情爆发前，Y哥是个做旅游票务和旅游车辆的小老板，原本依靠几张大额度信用卡来作为周转资金的，然而疫情爆发后，原本的事业已经化为灰烬，但信用卡的数十万负债仍然存在，恰在此时，儿子经过努力考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供养的压力大增，Y哥不得不拼命努力，才能撑起家庭。

那为什么Y哥不去做跑腿，是怕死？并不是。他的公司开不出来公司复工所需要的通行证，也不能解决出来跑腿的小哥们所必需的定期集中核酸检测和集中住宿，因此小哥想要跑腿，便只能“黑跑”。而黑跑之下，自然出现了不少“中队长”瞒报赚钱的事情。

其实，整个物流的保畅过程充满了重重的障碍。就在“自杀式物流”说法贴满自媒体的时候，W叔家隔壁的JD站点负责人就陷入了崩溃之中，动员起来的外地支援小哥刚刚进驻，还在酒店里，酒店就被封了，说是有疫情扩散，最后连站点都封了。W叔还有不少快递仍在JD的路上。

八

Q先生是一个新北京人，为什么说新，是因为他只是因工作在北京，内心深处的梦想是辞去职务回平顶山老家。按说他一个和上海无甚交际的新北京人，不应该有过大的情绪波动，但事实上Q先生却对上海和“共存躺平”大加挞伐，“小孟买”“西贡”等等不绝于嘴。

实际上，身在局中，很多立场并没有那么绝对。笔者有一位做消毒剂生意的朋友，他们公司因资质和审批问题一直无法进入上海市场，哪怕在抗疫早期也是如此，所以公司老板是坚决的躺平派，或者说是上海躺平派，因为他还要去做外地的生意。然而，随着形势发展，在前几天突然拿到了保供证明，自此就变成了坚决的清零派，不（用消毒剂）清除干净全市场所，决不收兵。同样的，对于所谓的“用了三分之一运力来运送连花清瘟”，与其认为是连花清瘟强势的占据了运力，不如说是“啥啥都缺，只有连花清瘟不缺，刚好这玩意轻，又和抗原一起送，也没人抢着要，不稀缺，所以多运一些以显得做了事情”。

Q先生自陈最近对疫情情绪失控，容忍度很低，原因大抵是已经好几年因为疫情没有回过平顶山老家了，而家中老母亲又生了场病。在过去的两年多并不是所有时刻都疫情形势紧张，但其实Q先生也是倒霉，不凑巧的很，武汉疫情爆发时他身处湖北某市，返京工作已经是五月，当年已经没办法再请假回平顶山老家，而21年春节前后，国内疫情就轮番出现零星散发，而出京需要审批的Q先生，不是没法请假，就是请假不批，再不然就是请假批了但老家拒绝接收，外地来访一律集中隔离。种种事态叠加，就导致了Q先生如今的梦想变成了“辞官归故里”。

作为他的朋友，笔者希望他能早日回到家乡，见到高堂。而Q先生对上海的恶评，笔者以为，或许还有新北京人本身对上海“土著高人一等”氛围的鄙薄。

这些就是笔者想要分享出来，几个朋友的经历，或许，生活不是疫情，但疫情已经变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人喜欢封城，封城本身就说明了常态化防疫策略的失败，上海这次不光自己的常态化防疫策略失败，还让一大批城市破了防。时间到回一个多月前，如果当时的上海采取正确的应对，这一切本不至于发展到如此。

笔者在一以贯之地在文章里反复提及的观点，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高度复杂化，公共政策的研究已经变成了抽象化的“政策工程学”，而与防疫抗疫相关的一系列部门、行业唯有通力合作，在科学指引下才能实现抗疫效果。先前的“20平米奶茶店”这种抗疫情况的出现，其实是无底线的“抽积木行为”，即高度复杂化的社会治理大厦，其存在基础是科学指引的扫码、测温、大规模筛查核酸、精确追踪时空伴随者、适时调整社会运行规则等等。

而上海防疫过程中不断的砍去不方便生活的部分，就犹如抽取大厦底层的积木，积木在外因叠加（好比说一阵风吹来）下会忽然倾覆，而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播能力，就是那阵突然吹来的风，这阵风吹向的，还正是上海这样一个实际上基层力量和前期疫情各方面准备都很不足的华丽大厦。

需要时刻牢记的，是水加热到100°C，就不会继续升温了，而是沸腾。量变的叠加，最终一定会促成质变，而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世界的基本工具，但许多人，至今仍没学会。

（在发布时已征得本人同意，关键信息已隐去，部分人物画像有改动，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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